bi报表工具数据治理的法治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数据治理的结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法治化问题。我今天主要谈谈法治化问题。



　　在谈法治化问题之前，亿信华辰需要简单讨论下数据治理的关系结构。数据治理的结构是在数据的采集、处理，到最后的删除、消失，也就是我们说的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中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是一种关系模式，在法律上，就是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模式。数据治理是不同主体基于该权利义务关系模式而展开的竞争和合作过程。数据治理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平台、网络经营者、数据控制者，以及监管部门。放到国际层面考虑，数据治理主体还包括不同的主权国家。主权国家相互之间会基于利益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比如说数据出境问题。在主权意义上，理解主权的不同视角，可能导致主权竞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消极主权”与“积极主权”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亿信华辰数据治理中的不同主体在法律上各自应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一问题涉及到数据治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例如自然人作为信息主体的权利是什么性质的权利？有哪些权利？信息权到底是什么？是人格权、隐私权，还是人格加财产，还是一种独立的个人信息权？平台数据也同样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数据到底是它的什么权利，是财产？是著作权？是知识产权？这些问题，理论、实务和法律规则层面都还没有共识，甚至视角上都有分歧，比如，民法学界和公法学界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就存在非常大的争议。
　　在上述简要的背景设置后，我想主要谈谈数据治理的法治化问题。数据治理法治化的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主要是因为，对于数据治理的不同主体各自有哪些权利义务，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模式应如何设定，还有主权国家之间在数据治理领域如何竞争-合作等等问题，在法律上还存在诸多的困惑甚至缺省。而已经存在的法律框架，也未必符合数据治理的公平正义要求。在数据治理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与过度，安全需求与自由焦虑，监管的扩张冲动与能力匮乏，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冲突，始终相伴相随。治理的法治化问题，简而言之，也就是对数据治理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设定及其关系模式之制度安排，应如何符合法治主义要求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只要制定一套规则系统来设定权利义务关系就算是法治？正如同《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办法》，还有《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方法》这三个办法，其出发点或许是迈向数据治理的法治化，但这些规则及由其组成的治理体系是否满足法治主义的基本要求？